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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審判參考:如何正確對待強奸案的民事和解問題
文章來源:包頭律師事務所  發布者:包頭律師  發布時間:2021-1-14 20:53:31   閱讀:130

2021年1月10日,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周強院長指出:


對于涉黑涉惡、爆炸、搶劫、綁架、強奸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群眾反映強烈的案件,論罪應當判處死刑或者必須依法嚴懲的,法院都不得主動開展調解。堅決防止在社會上傳遞出“花錢買命”“以錢買刑”等錯誤導向,確保案件處理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的統一。


堅決依法嚴懲各類侵害未成年違法犯罪,特別是針對未成年人的殺人、拐賣、強奸等挑戰法律和社會倫理底線的重大犯罪,該判處重刑乃至死刑的要毫不手軟。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公號文章《2021,人民法院發出十大‘強音’》


指導案例第636號

林明龍強奸案

——在死刑案件中,被告人家屬積極賠償,取得被害方諒解,能否作為應當型從輕處罰情節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林明龍,男,1975626日出生,無業。1993117日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2001320日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二年二個月,2002l018日刑滿釋放;200616日因盜竊被勞動教養一年三個月;2008812日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 罰金人民幣二千元,200932l日刑滿釋放;200943日因涉嫌犯強奸罪被逮捕。

浙江省溫州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林明龍犯強奸罪,向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021025日零時許,被告人林明龍尾隨被害人劉某(女,歿年16歲)至溫州市鹿城區黃龍住宅區登峰組團ll幢二樓至三樓樓梯轉彎的平臺時,欲與 劉某發生性關系,遭拒絕,即采用手臂勒頸等手段,致劉某昏迷。在劉某昏迷期間,林明龍對劉實施了奸淫,且竊取劉某手機一部(價值人民幣765元,以下幣種 均為人民幣)和現金300元后逃離現場。案發后,經鑒定,劉某因鈍性外力作用致機械性窒息死亡。

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林明龍違背婦女意志,使用暴力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系,并致被害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強奸罪。林明龍的犯罪情節特別惡 劣,罪行極其嚴重,社會危害極大,且在刑滿釋放后五年內又犯新罪,系累犯,應予嚴懲。辯護人關于林明龍的親屬已經籌集資金對被害人家屬積極賠償,且林明龍 認罪態度好,請求對林明龍從輕處罰的理由不足,不予采納。林明龍的犯罪行為對被害人家屬已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要求賠償的合理部分予 以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五項、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三十六條第一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三款、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 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之規定,判決如下:一、被告人林明龍犯強奸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二、責令被告人林明龍退賠非法所得手機一部、人民幣三百元;三、判令被告人林明龍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經濟損失共計人民幣20305750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林明龍提出上訴。林明龍及其辯護人提出,其系主動供認強奸事實,應認定自首;其系醉酒后的無意識作案,強奸屬臨時起意,歸案后認罪態度好,家屬積極賠償,被害人家屬已諒解,請求法院從輕改判為死緩。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林明龍的行為構成強奸罪。林明龍的犯罪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社會危害極大,且系多次犯罪的累犯,依法應予嚴懲。林明 龍上訴及其二審辯護人要求從輕改判的理由不足,不予采納。原判定罪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第一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五項、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第五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最高人 民法院復核。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被告人林明龍采用暴力手段強行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致被害人死亡的行為構成強奸罪,其犯罪情節特別惡劣,后果嚴重,所犯罪行極其 嚴重,且系累犯,應依法從重處罰。第一審判決、第二審裁定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復核死刑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條第一款之規定,依法核準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第一審以強奸罪判處被告人 林明龍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刑事裁定。

二、主要問題

本案二審時,被告人和被害人雙方家屬私下達成了賠償諒解協議,由被告人親屬賠償被害人親屬45萬元(已支付10萬元,余下35萬元待改判后支付),被害人 家屬對被告人的行為表示予以諒解,并書面申請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在死刑案件中,被告人親屬積極賠償,取得被害方諒 解,能否作為應當型從輕處罰情節?

三、裁判理由

如何處理民事賠償與量刑之間的關系,是刑事審判中一個重要而敏感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二十 三條規定:被告人案發后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并認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 屬對被告人表示諒解的,應當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這一規定是當前人民法院處理這一關系的基本政策法律依據。被告人認罪、悔罪,并通過積極的物質賠 償,彌補犯罪對被害人家屬的傷害,對被告人主觀惡性的評價有一定影響。實踐中,多數被告人不其備賠償能力,加之關押在看守所,難以籌集賠償款,由親屬代為 賠償的情況較為普遍,親屬代為賠償,可視同于被告人賠償。被害人的家屬作為犯罪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對犯罪行為有著切膚之痛.其對被告人表示諒解,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犯罪社會影響的減弱。通常情況下,這種諒解是以被告人積極賠償,認罪、悔罪為前提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告人人身危險程度的變化。被告人積極賠償,認罪、悔罪,或是被害方諒解,屬于犯罪后的情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被告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評價,因此,在量刑時應當予以充分考 慮。

但是,量刑是一個綜合衡量的過程,各種量刑情節,包括從重、從輕的情節,法定、酌定的情節都需要權衡。其中,犯罪性質和犯罪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危害程度 是決定被告人刑罰的最基本因素,片面夸大積極賠償或諒解等罪后情節的作用,忽視犯罪性質和犯罪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都是不正確的。實踐中,作決定被告人最終刑罰時,除考慮犯罪的性質、情節、后果及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因素外,還要結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進行綜合評判。因民間糾紛激化引發的犯 罪,因為發生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其社會危害性與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有區別,在處理時,如果被告方對被告人表示諒解,原則上應從輕處罰,而且人民法院 還應當加大對此類案件的民事調解工作力度,化解當事人雙方的矛盾,促成被害方的諒解。只要賠償得好,被害方又諒解的。就可以大膽地從輕,一般都不考慮判處 死刑立即執行,這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不屬于“以錢買命”。

但是,對于那些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案件、犯罪情節特別惡 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的案件以及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極深、人身危險性極大的案件,即使被告人積極賠償,獲得被害方涼解,但論罪應當判處死刑的,還是應依法 判處死刑。也就是說,要著重考慮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社會影響,對量刑社會效果的評價不能僅局限于賠償和被害方的諒解。強奸致人死刑是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與因婚戀、家庭、鄰里矛盾等民間糾紛引發的故意殺人、傷害犯罪存在明顯區別,這類犯罪針對的對象往往不特定,嚴重損害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屬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從嚴懲處的重點對象。

本案中,林明龍深夜尾隨未成年被害人到住處,在居民樓的樓通上將被害人強奸致死,其犯 罪性質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并在當地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屬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應當依法嚴懲。對于這類犯罪,不宜像對待 民間糾紛引發的案件那樣積極主動進行調解,對于私下達成協議的,要充分考慮被告人是否真誠認罪、悔罪,尤其要注意審查協議的過程和內容是否合法,被害方的 諒解意愿是否真實,即便認定具有積極賠償和被害方諒解的情節,考慮從輕時也應當從嚴把握。聯系本案,林明龍的家屬私下找到被害人家屬進行協商,達成書面涼解協議。根據協議,林明龍家屬賠償45萬元,被害人家屬對林明龍的行為表示諒解,并請求對 其從輕處罰。從協議內容看,協議賠償數額超出法院判決賠償數額(判決賠償20余萬元)一倍多,而且大部分賠償款(35萬元)以不判處林明龍死刑立即執行為 前提。這種出于獲取巨額賠償款目的而表示的諒解,很難說得上是真誠的諒解。而且,本案被告人林明龍多次犯罪,不堪改造。林明龍不滿18歲就因犯盜竊罪被判 刑六年,釋放不久又犯盜竊罪被判刑兩年零兩個月,直到20021018 日才刑滿釋放。出獄只有7天就犯下本案,構成累犯。此后,林明龍仍不思悔改,又繼續作案。2006年因盜竊被勞動教養一年零三個月,2008年再次因犯盜 竊罪被判刑一年。林明龍先后四次判刑、一次勞教,每次都是時隔不久又再犯案,可謂屢教不改,主觀惡性極深,人身危險性極大。對如此惡劣的犯罪分子,如果僅 因被告人家庭有錢賠償就可以從輕處罰,實質上意味著有錢可以買命,如此不但會嚴重破壞法律的平等和公正,而且會損害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因此,本案核準被 告人林明龍死刑,沒有因被告人家屬積極賠償、被害方諒解而對被告人從輕處罰是正確的。

撰稿:最高法院刑三庭 夏建勇

審編:最高法院刑三庭 姜永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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