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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1383號:解景芳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
文章來源:包頭律師事務所  發布者:包頭律師  發布時間:2021-1-15 17:30:41   閱讀:137
——如何準確把握對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定罪量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解景芳,女,1983年5月3日出生。2019年5月20日被逮捕,同年8月28日被取保候審。

山東省臨沭縣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解景芳犯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向臨沭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解景芳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和罪名均無異議,并辯稱自己有繁殖鸚鵡的資質,以為銷售屬于違規行為,沒想到構成犯罪,請求從輕處罰。

被告人解景芳的辯護人建議對其判處緩刑。理由是:(1)解景芳出售的鸚鵡是人工繁育的動物,與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在本質上有極大差別。(2)解景芳持有人工繁育鸚鵡的行政許可,其出售人工繁育鸚鵡的行為與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純野生動物的行為相比,在危害后果上有著本質區別。(3)本案與“深圳鸚鵡案”性質類似,但行為更為輕微。(4)解景芳認罪態度較好,系初犯、偶犯。

臨沭縣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被告人解景芳的丈夫滿某某于2017年注冊成立臨沂軒雅繁殖有限公司,經營范圍為鸚鵡馴養、繁殖、展覽、出租、出售。當年底,該公司向山東省林業廳申請并獲取非洲灰鸚鵡、藍黃金剛鸚鵡、金頭鸚鵡、太陽錐尾鸚鵡和藍和尚鸚鵡等14種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的人工繁育許可證,后經山東省林業廳批準,從泰安愛爾鳥類物種保育有限公司購買了118只鸚鵡用于人工繁育。

2018年5月至12月,被告人解景芳在未取得合法轉讓許可證的情況下,將6只人工繁育的非洲灰鸚鵡、藍黃金剛鸚鵡、金頭鸚鵡、太陽錐尾鸚鵡和藍和尚鸚鵡,以人民幣22950元(以下未標明幣種均為人民幣)的價格,出售給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春園花鳥市場“百鳥爭鳴”寵物店主尹某某(另案處理)。經鑒定,解景芳非法出售的6只鸚鵡均系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附錄Ⅰ、Ⅱ的物種,屬于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其中,列入《公約》附錄Ⅰ中的鸚鵡2只,列入《公約》附錄Ⅱ中的鸚鵡4只。

臨沭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解景芳非法出售藍黃金剛鸚鵡等國家重點保護動物的行為構成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解景芳到案后能夠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依法可從輕處罰;庭審中自愿認罪,積極繳納非法所得及罰金,可酌情從輕處罰。解景芳非法出售野生動物的數量,達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的“情節嚴重”的標準,法定刑期應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解景芳非法出售鸚鵡的數量剛達到情節嚴重的標準,且涉案鸚鵡系人工繁育,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相對小于非法出售純野外生長、繁殖的鸚鵡,對其可在法定刑以下減輕處罰,并可適用緩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三條第二款、第七十二條、第六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十條之規定,以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在法定刑以下判處解景芳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三萬元。

一審宣判后,檢察機關未抗訴,被告人解景芳未上訴,臨沭縣人民法院依法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被告人解景芳非法出售藍黃金剛鸚鵡等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6只,其行為構成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解景芳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情節嚴重,依法應當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內判處刑罰。鑒于解景芳具有人工繁育涉案鸚鵡的資質,涉案鸚鵡系其合法購買后又人工繁育的動物,且歸案后如實供述所犯罪行,認罪悔罪,綜合全案因素,對其依法可以減輕處罰并適用緩刑。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三十八條之規定,依法裁定核準臨沭縣人民法院以被告人解景芳犯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在法定刑以下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三萬元的刑事判決。


二、主要問題

如何準確把握對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定罪量刑?

 

三、裁判理由

根據1988年出臺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及之后的相關規范性文件規定,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和《公約》附錄Ⅰ、Ⅱ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其野外和人工繁育種群均屬于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在法律性質和管理措施方面均無區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37號,以下簡稱《野生動物資源解釋》)也規定,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包括馴養、繁殖的相關物種,定罪量刑上也未區分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與野外種群,這在一定時期內對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起到了積極作用。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有關野生動物繁育的科研水平不斷提高,不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人工繁育技術得到突破,形成了較大的、穩定的、完全不依賴野外資源的人工繁育種群。在此情況下,如果仍然堅持將人工繁育種群和野外種群完全按照同一標準進行管理,嚴格限制對人工繁育種群的經營利用,既會造成資源嚴重浪費,也會傷害到很多合法從事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的企業和個人的切身利益,影響相關產業發展。鑒此,立法機關于2016年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時,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且納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實行人工繁育種群與野外種群區別管理的制度。在此背景下,如果不加區分的對所有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判處與破壞野外種群犯罪相同的刑罰,既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更背離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近年來,各地法院在辦理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時,對于在法定量刑幅度內從寬處理后判罰仍明顯過重的,根據案件的事實、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依法對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考慮到實踐中的情況紛繁復雜,在辦理這這類案件時,應當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綜合考量相關因素,依法準確定罪量刑,以確保罪責刑相適應。從本案以及近年來司法實踐中相關案件的情況看,應重點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涉案動物的瀕危程度和野外種群狀況

根據野生動物的瀕危程度等因素,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和《公約》將需要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分為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和附錄Ⅰ、Ⅱ規定的物種。一般而言,野生動物的瀕危程度越高,其保護等級相應就越高,相應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就越大,基于此,《野生動物資源解釋》就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根據涉案動物的保護等級規定了相應的定罪量刑標準。

在類似案件的討論中,有觀點認為,既然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了根據涉案動物的保護等級進行定罪量刑,涉案的灰鸚鵡與大熊貓等野生動物同屬于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從保持司法的統一性上來看,在量刑時不宜差別過大。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且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如目前大熊貓野外種群數量僅為2000只左右,人工繁育數量亦只有600只左右。而涉案的灰鸚鵡,近年來由于棲息地被破壞以及非法交易等問題造成其野外種群數量下降,被列入《公約》附錄Ⅰ,屬于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但現存野外種群規模仍較大,人工繁育的規模亦很可觀。灰鸚鵡的野外種群數和人工繁育規模雖然目前尚無準確數字,但各種數據均顯示至少為大熊貓數量的數百倍。因此,兩者雖然均屬于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但野外種群狀況和人工繁育情況均差別甚大,在定罪量刑時簡單的以保護等級相當為由將兩者相提并論,有機械司法之嫌。

因此,在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尤其是破壞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資源的行為定罪量刑時,除了考慮涉案動物的保護等級,還應當注意,有些野生動物雖然規定的保護等級較高,但野外種群規模相對較大,瀕危程度相對較低,在量刑時可以適當從寬。另外,對于雖然列入《公約》附錄I、Ⅱ,但在我國沒有野外種群分布的瀕危物種的人工繁育種群,還可以考察該物種的人工繁育種群在原產或者引種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保護情況,量刑時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適當區分。

(二)涉案動物的人工繁育情況

對于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犯罪而言,涉案動物的人工繁育情況是此類案件定罪量刑時應當考慮的重要因素。人工繁育是促進瀕危野生動物種群恢復和發展的重要途徑,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經省級政府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批準并取得人工繁育許可證,可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并在有利于野外種群養護和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等前提下依法經營利用。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相繼建立了大熊貓、東北虎、野馬、揚子鱷、梅花鹿等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人工繁育場,人工繁育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種類達40多種,已初步形成人工繁育產業體系。野生動物人工繁育技術和產業的發展有效緩解了對部分野外動物種群利用的壓力,也創造了較好的經濟效益。例如,被列入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的梅花鹿,在我國有著悠久的養殖歷史,現有養殖規模達上百萬頭,在一些省份成為重要的養殖產業,人工繁育的梅花鹿已被列入《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目錄》,作為家畜對待。

在此背景下,對于涉案動物系人工繁育技術成熟且養殖規模較大的物種的,在定罪量刑時應與人工繁育技術不成熟、養殖規模較小物種的犯罪有所區別。如果屬于瀕危程度較高、人工繁育技術不成熟、養殖規模較小的物種,如大熊貓、東北虎、華南虎等,量刑時原則上不宜從寬,確有特殊情況需要從寬處理的,亦應從嚴掌握;如果屬于人工繁育技術成熟且養殖規模較大的物種,如球蟒、黃金蟒、緬甸陸龜、豹紋陸龜、紅色吸蜜鸚鵡、珍達錐尾鸚鵡等,考慮到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較小、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較低,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時應慎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量刑時亦應從寬。具體還可以從以下方面作進一步區分:

1.判斷涉案動物是否屬于合法繁育的情形

實踐中,有的行為人是合法繁育、但無證出售其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相對于由野外非法捕獲的動物進行繁育等非法繁育的情形,該行為對野外種群的影響更小,涉案動物的來源可溯,因而危害性更小,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也相對較低,量刑上應當體現從寬。

2.判斷涉案動物是否被列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

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且納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其人工繁育種群可以不再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憑省級政府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核發的許可證和專用標識經營利用,無需再在市場流通環節申請運輸、出售、收購、利用等許可證件。原國家林業局(現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農業部等部門據此先后出臺了《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名錄(第一批)》和兩批《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名錄》,將包括梅花鹿、馬鹿、尼羅鱷、暹羅鱷、灣鱷等30種國家一、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納入。根據前述規定,被列入名錄的30種野生動物的合法人工繁育種群,不再屬于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犯罪對象。

實踐中,對于被列入名錄的30種野生動物,有的行為人取得了人工繁育許可,但在經營利用相關動物及其制品的過程中未取得專用標識,我們認為,這種情況應當依據行政法規進行處罰,原則上不宜按犯罪處理;如果行為人未取得人工繁育許可,涉案動物系非法人工繁育的,此種情形下,應結合涉案動物的瀕危程度、人工繁育狀況等因素,依法確定是否應追究刑事責任,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在量刑時亦應與30種野生動物以外的其他野生動物犯罪有所區別。這樣的考慮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如原國家林業局2017年發布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價值評估方法》第七條規定:“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價值,按照同種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價值的百分之五十執行。人工繁育的列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價值,按照同種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價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執行。”根據該規定,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在計算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價值時有著顯著差異,該規定在辦理人工繁育野生動物案件的定罪量刑時亦可作為參考。

(三)涉案動物的用途

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以及有關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因科學研究、物種保護、展示展演、文物保護或者藥用等特殊情況,在按照有關規定嚴格審批和檢疫檢驗的前提下,可以經營利用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禁止非法放生和以食用為目的經營利用。

禁止非法放生野生動物,主要是考慮到未經專業機構嚴格論證的盲目放生行為,容易造成被放生動物死亡或者對當地生態系統造成破壞等不良后果,此外,隨意放生有毒、兇猛或者未經檢疫的野生動物,還可能造成人身和財產損害等嚴重后果。因此,《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將野生動物放生至野外環境,應當選擇適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當地物種,不得干擾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產,避免對生態系統造成危害。隨意放生野生動物,造成他人人身、財產損害或者危害生態系統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禁止食用野生動物,主要是考慮到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是造成亂捕濫捕野生動物現象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不僅對野生動物種群造成嚴重破壞,敗壞了社會風氣,而且還成為公共衛生安全的重大隱患,因為許多野生動物常常攜帶各種疫源疫病。特別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生以來,對非法交易、濫食野生動物的突出問題及對社會公共衛生安全構成的重大隱患,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中央高度重視。為了全面禁止和懲治非法野生動物交易行為,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維護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衛生風險,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20年2月24日發布了《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在《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基礎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為導向,擴大法律調整范圍,確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制度,從源頭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衛生安全風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20年2月6日聯合制定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懲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意見》)第九條亦規定,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購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應以非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定罪處罰,非法經營利用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制品,情節嚴重的,應當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根據上述規定,在辦理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時,應結合涉案動物的用途準確定罪量刑。如涉案動物系用于非法放生或者食用等目的,定罪量刑時應當從嚴把握。需要注意的是,根據《懲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意見》第十條第二款的規定,對于在疫情防控期間實施有關違法犯罪的,要作為從重情節予以考慮,依法體現從嚴的政策要求,以有力懲治震懾違法犯罪,維護法律權威,維護社會秩序,維護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如涉案動物系用于科學研究、物種保護、展示展演、文物保護或者藥用等合法用途的,在量刑時應與前者有所區別。

(四)行為方式、手段和對野生動物資源的損害程度

在辦理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時,除了涉案動物的瀕危程度和野外種群狀況、人工繁育情況、用途等因素外,行為人作案的方式、手段和對野生動物資源的損害程度亦應作為量刑時應當考慮的因素。綜合相關法律、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和司法實踐,具有以下情形的,在決定從寬量刑時應依法從嚴掌握:一是武裝掩護或者使用軍用、警用車輛等特種交通工具實施犯罪的。《野生動物資源解釋》中將以武裝掩護方法或者使用軍用、警用車輛等特種交通工具實施犯罪規定為升檔量刑,從實踐來看,使用前述作案方式和手段犯罪的,涉案動物數量往往較大,且易造成其他嚴重后果。二是妨害野生動物的科研、養殖等工作。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國家保障依法從事野生動物科學研究、人工繁育等活動,如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的行為妨害野生動物的科研、養殖等工作,應當依法予以懲處,故《野生動物資源解釋》中亦將該情形規定為升檔量刑的情節。三是造成野生動物死亡或者無法追回等嚴重后果。實踐中,一些犯罪分子為逃避打擊,采用密閉工具裝運非法交易的野生動物,造成動物死亡等嚴重后果,或者在歸案后拒不交代動物去向,在此情況下,對其量刑應依法從嚴掌握。四是引起重大疫情或者有引起重大疫情風險。一些野生動物攜帶致命病毒、細菌,如不嚴加管制,可能會引起重大疫情或者引起重大疫情風險,因此,對于這類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在量刑時應從嚴掌握。五是非法放生或者因動物逃逸造成他人人身、財產損害或者危害生態系統安全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行為人主動捕回放生或者逃逸的野生動物,尚未造成他人人身、財產損害或者危害生態系統安全的,量刑時可酌情從寬。

本案中,涉案的6種被列入國家重點保護動物的鸚鵡,野外種群數目相對較大,雖然未被列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但均屬于人工繁育技術較為成熟且養殖規模巨大的物種,系實踐中較為常見的寵物鳥類;被告人解景芳擁有人工繁育涉案鸚鵡的許可證,出售的鸚鵡均系從合法的繁養機構購買后又再次人工繁育的子二代或子三代,親本來源清晰;涉案的鸚鵡流向寵物市場,并非以非法放生或者食用等為目的;同時,行為人沒有其他法定從重情節,未引起嚴重后果或引發相關風險。基于以上考慮,法院以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在法定刑以下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三萬元。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實踐中不乏以觀賞或者飼養寵物為目的購買少量人工繁育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行為,通常以人工繁育技術較為成熟且養殖規模巨大的物種為對象,如較為常見的寵物龜、寵物鸚鵡等,對此我們認為,相比于非法出售等行為,上述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相關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相對更小,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時應當更加慎重,原則上不宜按犯罪處理,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量刑時亦應大幅度從寬。

綜上,對于野生動物資源司法保護來講,重點應當是野外種群,以及瀕危程度和保護等級較高且繁育技術不成熟、繁育規模較小的物種。對于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的行為,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罰時,應當結合案件事實和證據,綜合考量涉案動物的瀕危程度、野外種群狀況、人工繁育情況、行為手段和對野生動物資源的損害程度等情節,綜合評估社會危害性,依法作出妥當處理,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撰稿: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郭慧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劉為波
來源:《刑事審判參考》第12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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