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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審判參考》:任海玲故意殺人案(無罪判決)
文章來源:包頭律師事務所  發布者:包頭律師  發布時間:2021-1-17 18:09:09   閱讀:120

來源:《刑事審判參考》93期,總第878號
要點:黃某故意殺人案——在故意殺人案件中如何認定證據是否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以及對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依法作出無罪判決對刑事審判工作具有哪些示范意義
 
  
    一、基本案情
 
    檢察院以黃某犯故意殺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訴。
 
    檢察院指控:1998年10月23日23時30分許,黃某與其女友劉某在朋友家因打牌發生口角,后一同回到勝崗村的住處。次日9時許,黃某離開住處回其父母家。10時30分許,劉父上樓查電話線時發現劉某被害。經鑒定,劉某系被他人扼勒頸部并用單刃刺器刺傷左頸部,致機械性窒息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死亡時間大約在當日1時許。公安機關經現場調查、訊問黃某,并根據劉某死亡時間的鑒定意見,認為劉某被害時黃某始終在犯罪現場,系黃某殺害了劉某。
 
    針對上述指控,公訴機關提供了黃某的供述、劉某的父親等證人證言、鑒定意見、現場勘驗檢查筆錄及有關查證情況的說明等證據。
 
    黃某辯稱,其沒有殺害劉某。其辯護人提出:(1)黃某沒有殺害劉某的犯罪動機。(2)起訴書認定劉某的死亡時間與鑒定意見記載的被害人尸斑、角膜、瞳孔等尸體現象明顯不符;公訴機關僅依據這一間接證據指控黃某犯故意殺人罪,不符合“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3)從被害人體內檢出的“大量精子”并非黃某所留,說明劉某有可能是在黃某離開后到劉父發現前這1個多小時內被他人強奸殺害。
 
法院經審理認為,公訴機關指控黃某殺害劉某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于2002年7月30日判決黃某無罪。宣判后,黃某未提出上訴,檢察機關未抗訴,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黃某故意殺人案宣判一年后,2003年7月9日,聶莊村李某被殺,在其床單上提取的精斑與從黃某故意殺人案被害人劉某體內檢出的精子經鑒定系同一人所留。鄭州市公安局遂將兩案的DNA信息錄入全國DNA信息庫,并向全國其他省市發出協查通報。2008年3月,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在網上進行DNA比對時,發現鄭州市公安局入庫的嫌疑人DNA信息與罪犯方順的DNA信息一致。方順因犯破壞電力設備罪,于2006年3月被浦東新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正在上海市五角場監獄服刑。經訊問,方順對其實施的上述兩起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方順供稱,其因女友王俊霞與其分手,遷怒于王俊霞的朋友劉某,遂產生殺害劉某之念。1998年10月24日8時許,其在劉某家附近守候,待劉某男友某離開后,隨即上到三樓敲開劉某房門,掐扼劉某頸部致劉昏迷,并強奸了劉某。其恐劉某未死,用電源線勒劉某的頸部,持事先準備的尖刀捅刺劉某的大腿、頸部等部位,致劉某死亡。在搜得200元現金及一部手機后逃離現場。
 
    2009年11月,鄭州市中級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搶劫罪判處方順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與強奸罪、原犯破壞電力設備罪并罰。宣判后,方順提出上訴。2010年11月,河南高級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送最高法院核準。2011年6月,最高法院核準河南省高級法院維持對方順判處死刑的刑事裁定。
 
    二、主要問題
 
    1.在故意殺人案件中如何認定證據是否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
 
    2.對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依法作出無罪判決,對刑事審判工作有哪些示范意義?
 
    三、裁判理由
 
    無罪判決難,是長期以來困擾刑事審判工作的一個重要問題。個中原因較為復雜,涉及法律制度、工作機制、司法理念等多方面。黃某故意殺人案是一起宣告無罪數年后發現真兇的“鐵案”,實踐中較為少見。該案對于準確理解和貫徹“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在故意殺人案件中如何認定證據是否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
     證明標準是證據規則的核心問題。長期以來,“證據確實、充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明標準,但對證明標準的具體判斷要求,司法實踐中把握不盡統一。一些地方出現的冤錯案件表明,“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執行不夠嚴格,仍然存在用“兩個基本”代替法定證明標準的問題。2010年出臺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證據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作了具體規定。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該文件的主要內容,規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1)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2)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3)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據此,證據在“量”上要求對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明,在“質”上要求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據以定案的證據之間、證據與犯罪事實之間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而根據證據認定犯罪事實的過程符合邏輯和經驗規則,由證據得出的結論具有唯一性,才能達到“確定、充分”的證明標準。本案判決發生在十多年前,當時法律對證明標準未作細化規定。但一審法院在審理此案時,對證明標準的把握較好地體現了對證據“質”和“量”的要求,認為現有證據只能證明案件事實發生,但不能證明是被告人黃某作案,也無法排除關鍵證據存在的疑點,故認定黃某殺害劉某的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具體分析如下:
 
    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可以證明被害人劉某遇害的事實和死亡原因,以及被告人黃某在案發前晚至案發當日9時許和劉某在一起的情況。體現在:(1)現場勘驗檢查筆錄和尸體鑒定意見、死亡時間鑒定意見等證據證明,劉某死于其住處,現場無第三人破壞性人室痕跡;死亡原因是被他人扼勒頸部并用單刃刺器刺傷左頸部,致機械性窒息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推斷死亡時間約在1998年10月24日1時許。(2)被害人父親、母親及朋友等人的證言證實,案發前晚黃某和劉某在朋友家打牌時發生口角,黃某揚言要殺了劉某,案發當日9時許黃某離開劉某住處,案發當日10時30分許劉父發現劉某被害死亡。(3)黃某所供其從案發前晚和劉某在朋友家打牌,到案發當日9時許離開劉某住處時遇見劉母及其之后的活動情況,與有關證人證言相印證。上述證據表明,在鑒定意見推斷劉某死亡的時間里,黃某是唯一在場之人,在黃某離開現場的短短一個半小時后,劉某被發現死亡,且案發前晚二人曾發生口角,從經驗判斷,黃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但是,本案存在以下三大疑點得不到合理解釋和排除:
 
    其一,黃某始終作無罪辯解,指控黃某因口角糾紛起意殺人的動機不合理。黃某雖然承認其在案發前晚和被害人劉某打牌時曾發生口角,說了“要殺死你”之類的話,但辯稱其與劉某感情較好,當時只是隨口說說,并非真有殺害劉某之心。其離開劉某住處時,劉某還活著,正蓋著棉被睡覺,其還讓劉某早點起,否認是其殺害了劉某。被害人父母的證言也證實,黃、劉二人感情尚好,已到談婚論嫁的地步,且早已同居在劉某家中。因此,僅因發生一句口角即認定黃某有殺人動機,證據不充分,不太合情理。
 
    其二,在案證據不能證實從被害人劉某體內檢出的精子系何人所留。偵查人員對現場勘驗后,將劉某尸體移至鄭州市第五人民醫院檢驗,用潔凈棉球提取了劉某陰道內分泌物,并用干凈膠卷盒包裝后委托公安部有關鑒定部門檢驗。1998年11月,公安部鑒定部門出具的物證檢驗報告和物證鑒定書證實,劉某陰道擦拭物中檢出大量精子,其DNA基因型與黃某血樣的DNA基因型不同。一審期間,偵查機關擴大偵查范圍,又提取了多名男子的檢材,委托公安部有關部門鑒定。2001年5月,公安部鑒定部門出具的物證鑒定書證實,劉某陰道擦拭物中發現的精子亦非上述男子所留。研究表明,一般情況下,精子在陰道內存活的時間為48小時左右。上述鑒定意見表明,被害人劉某在死亡前不久與男性發生過性關系,可以確認該男子并非黃某。那么,此人與該案是否有關系?現場勘驗檢查筆錄記載,尸體呈大字形仰臥于床南側地面,上身穿睡衣,下身赤裸。劉某在死前是否遭受性侵犯,在其體內留下精子的男性是否就是作案人?現有證據無法排除此人有強奸殺害劉某的重大作案嫌疑。
 
    其三,鑒定意見推斷劉某的死亡時間存在疑問。公訴機關指控黃某作案的最有力的間接證據是對劉某死亡時間的鑒定意見。本案在提起公訴前,共對劉某死亡時間作過三次鑒定,分別為鄭州市公安局鑒定部門于1998年所作鑒定、公安部鑒定部門于1999年所作鑒定、最高檢察院鑒定部門于2000年所作鑒定。其中,第一、三份鑒定意見根據現場測量尸溫(直腸溫度)為28℃,測量時間為案發當日13時,環境溫度(現場室溫)20℃,均推斷劉某的死亡時間為12個小時左右,即案發當日l時許。第二份鑒定意見推斷劉某死亡的時間與前兩份鑒定僅相差1小時,為案發當日2時許。公訴機關認為,在上述鑒定意見推斷的被害人死亡時間,只有黃某與被害人在一起,沒有其他人進入案發現場,故可推定系黃某作案。辯方提出,上述鑒定意見的科學性存疑。一是上述鑒定意見根據尸冷推斷死亡時間時,未考慮死者當時赤身裸體、大量失血并置于非木質地板上等影響尸冷的重要因素。二是第一份鑒定意見記載,死者“尸斑分布于尸體背側未受壓部位,淡紫紅色,指壓部分褪色”、“角膜透明”、“瞳孔圓形散大,直徑約0. 5cm”。根據法醫學文獻,上述尸體現象應分別出現于死后2-3小時、1小時以內和4小時以內。這些尸體現象與上述鑒定意見稱被害人已死亡十余小時相矛盾。
 
    綜上,一審法院認為,公訴機關指控黃某殺害劉某的動機不清、證據不足,現有證據不能證實黃某實施了殺害劉某的具體行為,劉某體內的大量精子是何人何時所留、劉某遇害前是否被他人強奸等重大疑點不能排除,公訴機關及鑒定人員對尸體特征與鑒定意見推斷的死亡時間存在的矛盾無法作出合理解釋。據此,公訴機關指控黃某殺害劉某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一審依法作出了無罪判決。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在方順歸案后,偵查機關再次委托鑒定機構對劉某的陰道擦拭物作鑒定,結果證實劉某陰道內檢出的精子為方順所留。該鑒定意見與方順所供其將劉某掐暈后,見劉某還沒有死,又長得漂亮,穿著睡裙,遂將劉某強奸,并在劉某體內射精的供述相印證。此外,在一審法院作出無罪判決后,公安機關對本案繼續偵查,并于2003年委托中國刑事警察學院對劉某的死亡時間進行鑒定。中國刑事警察學院作出的意見書認為:通常,尸斑在死后12小時左右指壓部分褪色;尸僵在死后6 -7小時波及全身各關節;在室內溫度為、11℃- 20℃時,尸體直腸溫度每小時下降0. 75℃;角膜混濁在死后12小時開始出現;胃內容在進食后4小時左右排空;食物在小腸內以每小時Im左右的速度排向結腸。本案在1998年10月24日13時0分檢驗尸體時,尸斑指壓部分褪色,尸僵出現于全身各關節,直腸溫度為28℃,按正常人的體溫為37℃計算,共下降了9℃。同時,本次尸檢重點檢查了死者腸內容的情況,在距胃幽門348cm處發現的黑褐色食物殘渣為未完全消化的海帶類食物殘渣,與死者前日午后7時許與黃某一起進食時所吃的食物相符;按食物最后由胃內排出的時間為進食后4小時、由胃幽門到發現食物殘渣處的距離為348cm,可算出在進食后7.5小時左右腸管停止蠕動。據此分析,以尸檢時的時間(24日13時0分)為基準,即使取上述各項指標的時間范圍的下限,死者亦應是在此時間之前至少6小時以前,即24日7時之前死亡。該鑒定意見推斷劉某死亡的時間,與黃某供述其當日9時許離開現場時劉某未死亡的時間雖然接近,但仍有差距。方順歸案后供稱,其案發當日在現場樓下守候,見黃某下樓后,其隨即上樓敲開劉某房門,實施了犯罪行為。據此,劉某實際死亡時間應當在9時許之后10時許之前。關于推斷死亡時間與實際死亡時間的誤差問題,最高法院在復核方順一案時亦咨詢了有關專家,了解到:根據尸溫、室內溫度等因素推斷的死亡時間,僅為理論上被害人的死亡時間,實際的死亡時間還受諸多外界因素及被害人個體因素的影響,因此鑒定意見只能推斷死亡的大致時間范圍。本案中,有關法醫推斷死亡時間與被害人的實際死亡時間相差七八個小時,屬正常現象。
 
   (二)對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依法作出無罪判決,對刑事審判工作有哪些示范意義
 
    本案作為一個較為典型的無罪判決案件,在證據審查判斷上對刑事審判工作有較多有價值的示范意義,值得深入思考、借鑒。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做到不輕信鑒定意見。鑒定意見是鑒定人接受委托或者聘請,運用專業知識、技能和經驗,借助一定的方法或者儀器,對與案件有關的專業性問題進行研究、檢驗、分析后作出的判斷性意見。相比依據感覺、記憶等作出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證據,鑒定意見具有更強的客觀性。但鑒定意見也是鑒定人主觀認識活動的結果,與物證、書證等客觀性證據相比,仍具有主觀性和認識局限性,可能失真。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將“鑒定結論”這一證據種類修改為“鑒定意見”,凸顯了該類證據的主觀性特征。因此,辦案中對鑒定意見不能盲目相信和過分依賴,必須對其客觀性進行審查。對鑒定意見的審查,主要有以下幾個環節:(1)審查鑒定人是否具備從事司法鑒定的資格;(2)審查被檢驗客體的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和可檢性;(3)審查檢驗方法是否科學、操作是否規范、檢驗是否客觀記錄核對;(4)審查鑒定結論依據的客觀性、全面性、特定性和合理性。對鑒定意見的運用,首先,要分清不同類型鑒定意見的證據價值,如血型檢驗鑒定意見只能作同類認定而不是同一認定;其次,要明確鑒定意見解決問題的范圍,如死因鑒定、DNA鑒定應該作出明確的結論,骨齡鑒定、死亡時間鑒定則只能判斷出一個范圍;最后,要正確處理鑒定意見與偵查調查結果的矛盾,不能輕易推翻一方,要通過復查、復驗確定哪一方正確。
 
    本案發生在十幾年前,當時對鑒定意見主觀性的認識不夠,更多地認為鑒定是一種科學檢驗,不會出錯;對鑒定意見的運用也不夠科學,對死亡時間鑒定可能存在誤差不夠了解,特別是在三份不同鑒定部門出具的鑒定意見均得出比較一致的結論時,很難質疑鑒定意見的準確性。據黃某供述,案發當日9時許其離開住處時劉某還活著,這與鑒定意見認為劉某在當日1~2時已死亡的時間差距很大。根據辦案經驗和習慣,更多的人會選擇采信鑒定意見,故本案的偵查方向就是圍繞證明黃某作案進行取證。但如上分析,尸體特征與鑒定意見推斷被害人已死亡十余小時相矛盾,現有證據對該矛盾無法作出合理解釋。在當時認識有限的情況下,一審法院雖未明確排除該鑒定意見,但也未將鑒定意見作為證明黃某作案的間接證據使用。實踐證明,恪守證明標準,不輕信迷信鑒定意見,才能理性地對待鑒定意見的證明價值,避免因錯誤采信鑒定意見走向辦案誤區。這一點對于防范冤錯案件非常重要。
 
    再一點要高度重視低概率事件。低概率事件在生活中較少發生,強調低概率事件與辦案中常憑經驗、常理排除某些疑點的做法有些矛盾。對于證據扎實的案件,低概率事件基本不會出現,但對于證據不扎實,被告人又始終作無罪辯解或者翻供的案件,如果涉及低概率事件,就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司法實踐中曾發生過因不重視低概率事件而導致辦錯案的情況。如有的人穿了作案人丟棄的血衣,有的人撿到被害人的物品直接使用,還有的人沒有作案,卻為了包庇作案人而一起逃往外地,由此導致自身犯罪嫌疑上升,而被錯誤追訴為作案人。本案即具有低概率事件的性質。在黃某離開現場后的短短一個半小時內,守候在外的方順即人室強奸殺人,時間承接非常緊密,加上死亡時間鑒定意見推斷被害人遇害時與黃某在一起,現場又無破壞人室的痕跡,故一般很難相信不是黃某作案。但是,本案欠缺直接指向黃某作案的證據,黃某始終作無罪辯解,被害人體內又留有他人的精子,不能完全排除被害人被他人奸殺的可能性。盡管經驗判斷發生這種可能性的概率非常小,但在證據不夠扎實的情況下,經驗必須讓步于規則。只要證據未能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就不能排除低概率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三是要敢于堅持疑罪從無原則。司法實踐中,無罪判決并不是一個純粹的法律問題,還涉及公檢法三機關的工作機制以及被害人親屬的態度等方面。有的案件,被害人親屬為防止法院作出罪輕或者無罪判決,采取上訪鬧訪、威脅自殺等方法向法院施壓。這導致實踐中對一些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法院也不敢宣告無罪,而是采取“疑罪從輕”的做法,留有余地降格判處。本案審理過程中,被害人親屬多次到公檢法機關、市委市政府上訪、鬧訪,要求判處黃某死刑。法院內部對本案的處理也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雖然本案證據存在疑點,但也有一定證據表明系黃某作案,如果宣告黃某無罪,被害人親屬必然鬧訪,甚至做出自殺等極端行為,不利于社會穩定。一旦放錯人,法院更要承擔打擊不力的責任,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更為穩妥。另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沒有中間路線可以走。如果在案證據能夠認定黃某作案,根據其犯罪情節,應當依法判處其死刑;反之,就必須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作出無罪判決。合議庭、庭領導、院領導、審判委員會經反復研究、數次討論,最終達成共識,必須頂住壓力,堅持疑罪從無原則,堅守法律底線。法院宣告黃某無罪后,有關部門表示不理解,被害人親屬情緒一度比較激烈,認為司法不公,偏袒被告人,但經過反復解釋,被害人親屬逐步認可了法院的判決,轉而要求公安機關追查真兇。本案真兇出現后,法院的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得到極大增強,贏得了有關部門對。司法裁判的尊重,認為如果當年沒有法院堅守住最后一道防線,本案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冤錯案件,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事實證明,敢于堅持原則,守住法律底線,案件裁判才能經受住歷史的檢驗。”
(最高法院刑五庭:曾琳 鄭州中院:蔡富超 審編:最高法院刑五庭高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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